没有流浪狗，城市就体面和安全了吗？

近期在社交媒体上，先后出现了各地捕杀流浪狗的消息。在狗对人发起攻击后，人也对狗表现出了更强烈的防御姿态。在捍卫城市空间的主题下，流浪猫狗被描摹为肮脏的、携带传染疾病的、具有潜在攻击性的存在，驱逐、收容和所谓的“无害化处理”是它们常遭遇的处境。在这场驱逐与被驱逐的行动中，流浪狗的形象往往是负面的，它们成为了被城市文化排斥的“他者”。

在“是否应该捕杀流浪狗”的立场争夺之外，我们或许应该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：为何流浪狗总是被认为侵占了城市空间？它们又是如何与肮脏的形象绑定的？

流浪狗之所以被驱逐，是因为它们在常规的叙事中被视作脏乱、有传染病、会咬人的存在。芬兰哲学家奥利·拉格斯佩兹在著作《肮脏哲学》中指出，区分干净和肮脏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一件东西（或一个人）是干净的还是肮脏的判定表明了我们对TA采取的态度。因此，“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关于弄脏的判断就是价值判断。”

美国历史学家罗芙芸曾在《卫生的现代性》中指出，当卫生的现代性作用于城市空间时，城市的某些日常生活的功能就被隐身了。屠宰场、染坊、熬猪皮的作坊被迁移出城市，水和粪便悄悄地在街道下流淌。卫生的现代性决定了什么是可见的，而什么是不可见的。

从对流浪狗的描述里，我们不难看出现代城市对文明的理解，它们是肮脏的反面：整齐、卫生、井然有序。同样与文明风貌相悖的还有如山般的垃圾场。商品作为现代城市消费的产物，因在使用者看来失去了价值从而变为垃圾，受到排斥。换言之，虽然城市生产出了商品这一重要的景观，但它们也是城市自身所排斥之物，对“废品”的界定权则始终把握在使用者手中。

肮脏废弃之物理应被清理干净，捕杀流浪狗这一粗暴手段似乎也由此拥有了正当性。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民安在著作《情动、物质与当代性》中指出，“成为废弃之物，就意味着从人类的世界被剔除，对它进行的任何行为都称不上是在犯罪。也就是说，杀死它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”

然而，剔除了肮脏之物，城市就可以变得文明而干净了吗？并不一定。致力于肮脏研究的美国哲学家玛莎·努斯鲍姆认为，对恶心、肮脏的描述会给人带来由象征性的联想造成的“心理污染”。她认为这种方式并不妥当，因为“衡量社会道德进步的标尺，是能在何种程度上，把恶心与危险、愤慨分开来，将法律和社会规范建立在实质性伤害之上，而不是建立在对象所承载的、与动物性和必死性的焦虑相关联的象征性关系之上”。换言之，我们往往会混淆“恶心”和“危险”的区别，从而不加思索地排除一切恶心之物。并且，恶心与否也往往出于人们粗暴而任意的价值评判，当这种粗暴的评判被强行施加在对象身上时，这种做法自然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文明了。

在如何处置流浪狗的具体问题之下，如何对待比人类脆弱的生命是我们面临的更深刻的拷问。此时的扪心自问或许应是：当我们成为了那个更脆弱的生命，又希望得到怎样的对待？否则，在动物身上展现的权力关系，或许终将在人类世界再次上演。